西方现代“美育转向”与21世纪中国美育发展
曾繁仁
（编者按：曾繁仁，男，1941 年生，汉族，吉林省吉林市，196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曾任青岛海洋大学党委书记、山东省教委副主任、山东大学校长（1998年1月—2000年7月），现为山东海天软件工程专修学院名誉院长、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高教学会美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务。）
20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美学呈现了多元、多变的发展轨迹,出现了种种“转向”，如“非理性转向”、“心理学转向”、“语言论转向”、“文化研究转向”等。但迄今为止，人们却忽视了其中另一种重要的转向即“美育转向”——在由古典形态的对美的抽象思考转为对美与人生关系的探索、由哲学美学转到人生美学的过程中，美育在西方现代美学、特别是现代人文主义美学中成了一个前沿话题。这一转向并非偶然，而有其现实的社会根源：整个20世纪，科技经历了由机械化到电子化再到信息化的发展，经济活动由工业时代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教育则经历了从世纪初以测试主义为标志的应试教育泛滥到20世纪后半叶素质教育受到广泛重视的转变。这种社会的巨变，使得包括想像力在内的人的审美力发展问题显现出从未有过的重要性，美育的地位也由此得以凸现。此外，社会现代化的步伐，同时也带来了工具理性膨胀、市场拜物盛行与心理疾患蔓延等各种弊端。而这些弊端的共同点，便集中体现为人文精神的缺失。因此,对现代化进程中人文精神的补缺便成为十分紧迫的当代课题。而美育作为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实施人文精神补缺的重要途径。因此，西方现代美学的“美育转向”正应和了时代的需要。
具体说来，西方现代美学的“美育转向”，是以康德、席勒为其开端的。康德在其哲学体系中完成了“自然向人的生成”，使美学成为培养具有高尚道德的人的中介环节，第一次把美学由认识论转到价值论、由纯粹思辨转到人生境界的提升。这就是康德为西方现代美学的“美育转向”所开辟的道路。而席勒“基于康德的基本原则”，将美育界定在情感教育范围并明确提出“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没有其他途径”[1]。特别可贵的是，席勒的思想体现了鲜明的现代色彩，包含了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异化”现象的忧虑与试图消除的内容。可以说，康德与席勒为西方现代美学的“美育转向”奠定了基本方向。
其后，叔本华、尼采具有更加鲜明的现代性。他们以“生命意志”、“强力意志”为武器，彻底否定了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倡导“人生艺术化”，把审美与艺术提到世界第一要义的本体论高度。
可见，贯穿整个西方现代历程的人文主义美学思潮,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生美学，也就是广义的美育。包括弗洛伊德的“原欲升华论”，也可视为一种美育思想，即通过艺术与审美的途径提升人的本能、升华人的精神。存在主义美学更加彻底地将注意点完全转向现实人生，以人的生存为出发点与落脚点，首先敏锐地洞察与感受到现代资本主义对人的深重压力。为了改变这种极端困窘的生存状态，使人找到真正的精神家园，存在主义美学提出通过艺术与审美来实现“生存状态诗意化”的重要命题，而萨特更是把艺术与审美看作人的生存由困窘向自由的提升。与存在主义美学对美育的重视相呼应的，还有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某些代表人物，如马尔库塞试图以艺术与审美来对这种“单向度的社会”进行改造，强调“艺术也在物质改造和文化改造中成为一种生产力”[2]。而实用主义的杜威则从科学主义角度同样关注美育，提出“艺术生活化”的著名命题。他的突出贡献在于将艺术归结为经验，以经验为中介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认为审美经验就是生活经验的一种，“这种完整的经验所带来的美好时刻便构成了理想的美”[3]。而这种“理想的美”的获得，就是个体生命与环境之间由不平衡到平衡所获得的一种鲜活的生活经验。这样，杜威的“艺术生活化”理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工业社会大众文化逐步发展的实际情况，同时又带有某种理想的色彩。
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出法国当代哲学家福柯晚期著名的“生存美学”思想。这一思想强调“把每个人的生活变成艺术品”，为此,福柯提出了相应的“自我呵护”命题，主张“与自我的关系具有本体论的优先性,以此衡量,呵护自我具有道德上的优先权”[4]。“自我呵护”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一个重要的哲学与伦理学转折，即把人的关注点从人与社会、人与他人的关系转到人与实际存在的人自身的关系之上，要求从个体出发而突破“规范化”的束缚。应该看到，人类关注重点的转移是有着强烈时代性的。在人类社会早期，农耕时代人类所关注的是自然;进入工业社会，人类关注的重点是理性；从20世纪初期开始，特别是“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愈发突出，工具理性局限明显，人类面临诸多灾难，人类因此关注非理性对理性的突破。而进入信息时代以来，网络技术迅速发展，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大众文化日渐勃兴，对工具理性的解构逐步被人的主体性重建所代替。在这种形势下，福柯特别提出以关注人自身存在状况为内涵的“自我呵护”命题，其侧重点显然不在人的解放，而在于人的艺术化生活的“创造”。尽管这一命题的审美乌托邦倾向与极端个人主义内涵十分明显，但它所提示的现代社会工具理性与市场拜物盛行所造成的“规范化”现实，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的“自我”的某种程度的丧失，却是客观存在的。对此，我们可以在唯物主义实践观指导下，扬弃其个人主义的内涵，通过倡导“自我呵护”而引导每个人的生活走向“艺术化”的创造。
上述西方现代美学的“美育转向”对21世纪中国美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中国古代虽然有着极为丰富的美育思想遗产，诸如礼乐教化、诗教、乐教等理论与实践传统,但是，作为现代形态的美育思想，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王国维、蔡元培等人自西方引入的。当时最著名的就是蔡元培所倡导的“以美育代宗教说”，由于它主要针对了孔教的一度泛滥而试图以美育取代之，因而带有鲜明的反封建的启蒙主义色彩。建国以后，特别是十年“文革”结束后，一些美学家重新倡导美育，但主要是为了批判“四人帮”颠倒美丑的逆行，带有拨乱反正的性质。至于我国美育倡导的当代性，则集中体现在1999年6月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将美育作为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关系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事业提了出来。这样，美育便不仅肩负着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任，还承担了进行现代化过程中人文精神补缺的重担。在这种情况下，有分析地吸收西方现代美学中有价值的美育观念和思想，是十分必要而有意义的。一方面，我国美学研究需要适应时代，尽快走出脱离现实的抽象思辨窠臼，实现必要的“美育转向”，将美育作为理论与实践的前沿课题加以研究、突破。另一方面，我们要对西方现代有价值的美育思想，诸如唯意志主义美学“人生艺术化”的思想，存在主义美学“生存状态诗意化”的思想，福柯“自我呵护”的命题等，做出批判的吸收，将其精华部分吸收到我国当代美育理论体系之中，将人以审美的态度对待社会和自然、特别是人自身，作为美育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当代课题。
当前，在主、客等各个方面，人自身都处于十分窘迫的“非美”状态。工具理性的膨胀，应试教育的盛行，科技拜物与市场本位的发展以及生态的破坏，都给人的身心以巨大压力。而城市化的加速、生活节奏的加快，则使人产生空前巨大的精神压力，造成全世界近4亿人口、中国近1600万人口罹患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在主观上，由于市场本位、金钱拜物与消费文化的影响，导致人的价值取向低俗，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工作与消费使相当一部分人处于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极大地降低了人的生存质量。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当意识到，改善人的生存状态的关键，主要不是社会与他人，而是人自身。因而，我们应该倡导人们“自我呵护”，以审美的态度对待自身，使人自己的生态状态得到有效改善与提升，将自己的生活创造成“艺术品”。这对于应对时代与社会的挑战，克服某些社会弊端，提升人的生活品位，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是有其裨益的。
（原载《学术月刊》，200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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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席勒：《美育书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16页。
[2] 转引自《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1页。
[3] 转引自《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643页。
[4] 转引自路易丝·麦克尼《福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页
（转自文艺学网）
